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關于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觀測和理論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日益增多的證據表明，氣候變化對社會經濟增長潛力的影響是顯著存在和巨大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將氣候變化納入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研究保障全球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應對之策，其重要性顯而易見。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因為西方開始進入后工業化后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大量氣候變化經濟學分支在內的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經典著作應運而生，氣候經濟學在中國參加巴黎協定談判的準備和制定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和政策方面也得到了大量應用。
以環境經濟學的角度審視，中國作為最大的、正在經歷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并向更高發展階段邁進的發展中國家，也正面臨轉型壓力。種種發展的新瓶頸和新變動與趨勢表明：以往依靠要素投入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中國應有條件和動力轉換到依靠知識、技術、治理而提高效率支撐增長的發展階段，從而緩解透支自然資本帶來的社會代價。
從三個維度實現低碳發展，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從增長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過去高速發展主要依靠勞動力、資本及相應的能源、土地、水、礦產品和環境容量資源（或者對環境質量的損失）等要素投入的支撐。然而，能源消費總量的持續上升，環境污染壓力、能源與水資源安全等問題已逐漸成為約束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此外，投資收益率持續下降，廉價勞動力供給趨近劉易斯拐點；自然資源、環境容量、勞動力等要素供給的稀缺程度不斷上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大量過剩產能和沉淀投資使經濟系統承擔了沉重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嚴重的環境污染和日益擴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對優良環境質量及健康、舒適生活質量的需求之間的差距形成反差；宏觀經濟的債務、金融、環境等系統性風險也有所增加。
中國發展還越來越面臨著日益嚴格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這一約束既是挑戰，但其中也蘊含著機會。它和中國經濟發展步入轉方式、調結構、升級換代階段的要求存在著某種吻合，都要求通過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而提高要素效率，要求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模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轉換，要求增長的動力結構發生效率取向型的變遷，以適應要素結構和稀缺程度的變化，擺脫現有的要素比較劣勢，形成新的要素比較優勢。由于碳排放與其他局地污染物排放是同根同源，比如都是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所致，因此恰當應對碳排放約束，會成為中國經濟升級換代的助推器或催化劑。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制定低碳發展整體戰略，并提升其戰略定位，與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和社會經濟發展戰略之間建立緊密聯系，將低碳發展作為提高要素生產率和驅動經濟增長與轉型的重要推動力，實現能源效率提高、能源結構轉變、產業結構升級、收入結構優化、人力資本提升，從而全面實現發展路徑的創新。
實現低碳發展轉型，需要從時間、空間和結構三個維度優化轉型路徑。
時間維度是指隨著中國承諾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目標，盡快啟動碳排放峰值管理進程，從排放量增速、峰值幅度和達到峰值后減排路徑等方面，形成峰值管理框架，形成倒逼機制，以爭取通過能動的努力使碳排放峰值比自然峰值來得更早、更低，從而實現發展路徑的創新。因此，需要在短、中、長期不同的時間尺度內建立發展進程與節能減碳目標之間的密切關聯，分階段設定社會經濟發展和節能減碳目標。
近期的戰略重點是提高制造業能源效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動態優化產業結構；依序削減或去除散煤、工業過程用煤、低效機組發電用煤，迅速推進交通工具電氣化以降低油耗，以此提升能源結構低碳化程度，有前瞻性地完善城鎮化、基礎設施、交通、建筑等領域的低碳規劃目標，避免鎖定效應。中期是逐步實現交通和建筑部門的低碳化轉型，構建低碳產業占據突出地位的產業體系，提升低碳技術領域創新能力，建設低碳城市、低碳城鎮、低碳園區與社區。長期則是追求實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完全脫鉤，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實現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安全布局，全面提升國民經濟低碳競爭力并普及低碳生活方式與消費方式，建設低碳社會。
空間維度是指結合全國主體功能區區劃、全國土地利用規劃、新型城鎮化規劃等戰略布局，在城市群、城市、城區與小城鎮、社區尺度優化空間布局，塑造低碳城市形態，推動區域和城市空間結構向多中心、多層次、組團式結構轉變，降低因為城市職能設定失當、城市布局和基礎設施設計不合理所導致的碳排放。在城市群層面，優化城市群布局，發展多層次有序聚集的城市群體系；協調區域發展，優化區域要素、資源配置與產業；構建城市群內低碳交通網絡。
在城市層面，構建緊湊型城市空間結構，防止城市蔓延；加強土地混合利用和多樣化開發，促進職住平衡；實現城市基礎設施體系布局低碳化。在城區與小城鎮層面，則倡導“公共交通導向”的開發模式，促進職住平衡；提高連通性，優化城市機理；完善自行車與步行基礎設施，構建慢行交通體系。在社區層面，則是推廣低碳高效的社區空間開發模式與基礎設施；培育低碳文化和低碳生活方式；探索推行低碳化運營管理模式。
結構維度是以提升碳生產率為低碳發展的核心目標，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為主線，隨收入水平的提高動態優化國民經濟產業、行業和產品結構，實現碳排放控制與提升經濟和技術競爭力的雙贏。
產業方面，要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引導，大力促進第一、二、三產業之間的結構優化，提高現代服務業和生產型服務業比重；行業方面，通過產業組織的整合，促進工業內部的行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增大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高附加值工業比重。產品方面，在產業組織整合、企業產權制度和投融資體制與知識產權制度改革的基礎上，構建完整的產業鏈，將品牌、研發創新、核心技術、高端制造能力、生產性服務能力等要素進行有機整合，增大高附加值產品的比重。
把握低碳技術創新的市場規律
基于國家推進“能源革命”的路線圖和工作部署，借助國家加快實施創新發展戰略的東風，把握以低碳技術發展為基礎的低碳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從中國發展階段和能源資源稟賦等基本國情出發，著眼于形成、保持和提高整體技術體系的競爭比較優勢并將之轉化為產業競爭優勢。同時，明確低碳技術創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超前規劃布局，把握低碳技術創新的市場規律，通過在技術發展周期的不同階段分別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促進低碳技術的研發、示范、推廣，構建完整的低碳技術體系，提升中國未來低碳發展的技術和產業競爭力。
因此，在近期（2020年前），工業、建筑、交通和火電部門的能效技術將對碳排放控制發揮重要作用，低碳技術推廣應用重點包括超臨界發電、第三代大型先進壓水堆、陸上風力發電、高壓干熄焦、余熱余壓回收、大型新型干法水泥窯、大型合成氨、綠色照明等技術。同時加大電力和工業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第四代核電、大規模儲能技術、海洋地熱能發電等關鍵低碳技術的研發力度，并加快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IGCC）、海上風電、第二代太陽能光伏薄膜電池、先進電爐煉鋼、高效集成熱泵系統、低成本高效太陽能建筑、純電動汽車等技術的商業示范。
尤其是考慮到治理霧霾及其他局地大氣污染物的緊迫性和中國煤炭資源稟賦的國情，可通過推廣高參數超超臨界技術，加快火電行業裝機增量調整，加速提高高參數超超臨界機組裝機占比（從目前的約30％提高到2020年的約40％）。與此同時，加速煤炭利用方式的高效轉變，在控制煤炭消費總量的前提下，通過非電煤炭使用部門的電氣化和燃料替代，提高煤炭消費中電煤比重，減少非電煤比重，最后達到煤炭總量逐步減少、煤炭使用結構發生電煤比例上升和非電煤比例下降的結果。通過提高電煤應用的效率和增加煤炭消費中的電煤比重，同時實現控制局地大氣污染物和碳排放的目標。
到中期（2030年），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IGCC）、天然氣聯合循環發電（NGCC）、大規模海上風力發電、第二代生物質能、智能交通系統、智能電網、高效太陽能建筑等技術，經過十多年的示范，已經達到或接近商業化水平，將成為支撐中國低碳創新發展的重要技術。
而2030年至遠期（2050年）這一階段，在能效技術依然具有顯著效應的前提條件下，低成本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大規模陸地和海上風力發電技術，低成本的太陽能光伏發電和集中熱發電技術，第四代核能技術，第二代生物質能技術，智能電網，電動汽車，高效蓄能技術，零能耗建筑等一系列先進低碳技術都將得到大規模應用，成為中國低碳技術和產業體系的重要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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