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是一個鳳凰涅槃的過程，絕不是輕輕松松唱著“山歌”就能達到的。這個時期一定會有不同的聲音，所以一定要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哪些是本質，哪些是主流，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長期的。
當前，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邁過這一高質量發展的非常規關口，需要陣痛和定力。我國長期發展形勢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受去產能、金融脫實向虛、金融去杠桿(政府債務問題)、降成本、企業稅負、社保、國際經濟形勢等眾多因素的影響，中短期經濟形勢波動復雜敏感。
這些因素同時疊加作用在環境產業上，分析時需要區分共性問題和個性問題、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其中，需要特別注意3點：一是政策對實體經濟的疊加作用，這其中有共振，也有放大，每個政策作用到不同主體時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二是政策不確定性在增強;三是總體反映在對未來的信心預期上，需要提振信心。
筆者認為，環保產業對于當前環境與經濟形勢，有四個熱點問題需糾偏。
第一，“國進民退”現象越演越烈嗎?
2018年，“國資系”大手筆買進民營上市企業股份的現象，在生態環保領域尤為突出。業內不少聲音認為“國進民退”現象越演越烈。對此，筆者并不認同。
所謂的“國進民退”，其實去杠桿、去產能等政策對大型與小型企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呈現出明顯不同的分化影響。大型企業、國有企業享受了“產能收縮+需求韌性”利好下的量價齊升，但部分民營企業、小型企業出現了負向效果，因此，出現“冰火兩重天”。
同時，去杠桿、去產能等政策還帶來了西部速度領先優勢的逐漸弱化，南北之間的差異擴大，“南快北慢”的情況在2018年上半年比較突出。未來，東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城市可能在新一輪高質量發展中搶得先機，固化新優勢。只要突破瓶頸，跨過非常規的關口，一定會取得未來不可逾越的先機，獲得比過去更好的發展態勢。
在當前的政策環境下，為什么有的企業形勢很好，有的企業生存堪憂?有的地區發展好，有的地區發展差?其實，這是行業和企業本身的問題所決定的。
生態環境保護對不同領域和不同行業會造成不同的短期影響。越是需要進行轉型升級的行業越歡迎環境執法嚴管，越是較早進行環境污染整治的行業越不受經濟社會形勢影響。比如玻璃、陶瓷、水泥等行業早期經歷過環境政策淬煉，在目前生態環保督察執法下基本沒有受影響，這些行業體會到生態環保是行業發展的能力建設。再比如，在鋼鐵行業，生態環保督察和執法減少了低水平或者無效供給，為環境表現良好的企業騰出了空間，促進了鋼鐵行業內一些技術的提升。
加嚴環境管理對不同規模企業存在不同的長短期作用。從規模上看，環境管理對“規上”大企業的短期抑制作用顯著弱于小企業，對大企業的長期促進作用顯著強于小企業。從時間上看，部分企業個體產量與收入下滑、價格上漲，存在短暫、有限的陣痛期，大企業約為4個月，小企業約為5個月。長期來看，全國總體分析，20個月以內環保趨嚴后影響變為積極正面。
第二，生態環保造成了經濟波動嗎?
為什么經常會出現環保影響經濟的錯誤輿論?主要存在幾個方面原因：經濟下行要找“背鍋俠”;利益相關者的反彈或綁架輿論;對依法常態化監管不適應，把過去的“寬、松、軟”當作正當的;一些地方和行業簡單粗暴、擴大化;金融行業炒預期。
學界大都認為生態環保工作不是造成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但生態環保政策效應疊加在宏觀經濟政策和資源等政策的分化影響之上，無形中放大了小型企業、民營企業對生態環境保護負面評價，這是造成生態環保政策經常“背鍋”的原因。當然，加強環境監管對經濟肯定有影響，但影響是局部的、個體的、短期的，而且這種影響本身就是政策調控的方向。
目前來看，政策會造成哪些短期的、局部的影響?一是越是粗放的發展，越是違法嚴重的企業，在依法常態化監管下，受的影響就大。反之亦然。二是政策不可能不對黑色增長的企業、偷排漏排的企業經濟效益造成影響。過去那種企業偷排賺取利益、生態環境受災、百姓受害、政府買單修復環境的惡性循環，不是真正的發展。
第三，“一刀切”現象是環境執法帶來的?
筆者認為，造成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的原因，主要包括5個方面：地方政府平時不作為、管理沒到位，為迎接檢查，突擊關了一些企業，企圖掩蓋問題，是亂作為;地方對于標準、政策等了解有限，基層管理人員水平有待提高，為了所謂公平就全部關掉，不考慮環境績效導向;地方工作力量配置和目前任務要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事太多、工作節奏太快，有時候也缺乏精準施策的能力和水平;以停代治、先停再說、一律關停，主要是考慮自己烏紗帽因素較多，強調政治正確、決心大、調門高。這種情況是不少地方領導實施“一刀切”決策的主要驅動力。一些地方搭環保便車解決其他問題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容易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執法擴大化和“一刀切”現象。
環保“一刀切”，強制而又簡單粗暴，這不是政策導向，也不是需要的目標，這是環境與經濟雙輸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但沒有解決問題，還切掉了污染防治攻堅戰的良好形象。
第四，近期一些環保產業企業發展出現的問題能怪環境監管、環保投資嗎?
有人講環保投資在降低，環保拿什么拉動產業發展?筆者認為，環保投資和環保政策高度關聯，也是環境產業發展的指向標。
我國的環保投資項目建設周期總體平均為1.5年左右，環保投資一直以來存在波動，總體在波動中上升。2013年以后，工業廢氣處理投資較大，因為《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工業企業的脫硫脫硝為主。2016年開始，工業固廢投資明顯上升，這與政策發布周期幾乎一致。近年來，一系列固廢政策的頒布，對產業拉動的情況非常好。
從地域來看，總體而言是在波動中前行，各省市差距較大。比如，山東工業廢氣治理投資較大，湖北等地的固廢處理投資比較大，江蘇則在水處理上的投入特別多。各個省市投資額不同，但整體來看，十幾個省的投資占據我國投資的大半壁江山。
環境產業發展如果光靠政策驅動也不行，需要苦練內功，通過企業發展創造價值，創造需求，給行業發展指明方向。環保的常態化監管是常態，需要進行下去，不能把環保產業發展近期出現的一些問題歸因于環保監管、環保投資等因素。當前，必須認識到經濟邁過非常規關口需要的陣痛和定力。
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是一個鳳凰涅槃的過程，絕不是輕輕松松唱著“山歌”就能達到的。這個時期一定會有不同的聲音，一定會有雜音，一定會有錯誤的輿論，所以一定要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哪些是本質，哪些是主流，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長期的。
當前，綠水青山到金山銀山的轉換通道還沒有打通，但生態環保是促進我國經濟換擋升級非常重要的動力，也是高質量發展的有效抓手，是發展本身的目標。筆者在調研中發現，生態環境保護可以為城市發展省錢。同時，生態環保也沒有增加社會總成本，而是減少社會總成本。因為環境治理的成本始終存在，只是在國民經濟的門類和不同類別之間轉移，這是結構調整的問題。
只要是依法常態化監管，只要是公平公正的、是提前有序發布環境要求(減少不確定性)，就會產生傳導效應，避免劣幣驅逐良幣，避免破窗效應，這實際上是對加強技術進步和內部管理的高質量發展企業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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